一双凉鞋跑出少年人生
记者裴力陕西宝鸡报道 “深山大泽，实生龙蛇”，按照《左传》的说法，望秦岭、依渭河的陕西宝鸡确实是养育龙的地方。1971年，一个名叫“龙”的16岁男孩在这里开始踏上中国体育版图。34年之后，这个男孩在知天命之年，借入主足协之机，一夜成名天下知。在接管中国体坛经济实力最雄厚、受关注程度最高的协会之后，他已经正式进入中国体育最为敏感的中枢神经。这个男孩就是谢亚龙，媒体把他称之为“谢掌门”、“龙王”，而他本人更喜欢大家站在一个平视的角度叫他“谢亚龙“或者“亚龙同志”，在他看来，自己真的就 是一个平凡的人。
34年前，在宝鸡，绝对不会有人称呼他“亚龙同志”，长辈亲昵地把这个懂事乖巧的小男孩叫作“小龙”或者“亚龙”，而在同龄人的圈子里，谢亚龙还有一个颇有些洋派的外号“阿格龙(隆)”。时光荏苒，34年后的今天，当年与其关系最好的彭贵明也无法回忆起这个外号的来由。“或者是来自于某一本书或者电影，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小时候大家都叫我‘黑娃’，其实我一点都不黑。”这个宝铁机务段的保卫科干部颇有些得意地说。
彭贵明至今还清楚得第一次与谢亚龙见面的情景。“现在算起来，应该是1971年暑假，可能是6月份的某一个星期日，天气热得已经可以穿短袖短裤了。一天中午我正在宝铁一中的篮球场上打篮球，一个身材瘦小的家伙走过来问我们他是否可以加入。谢亚龙当时顶多有1米66、67的样子。而我们其他几个人身高都在1米75以上，所以一开始我们并不愿意他加入，因为当时人手不够，就算了他一个，没有想到这小子打得还真不错。不仅身体灵活，速度快，打球还有一股子狠劲。快回家的时候，他走过来问我，宝铁一中有没有篮球队，自己可不可以加入。”
暑假过后再开学，谢亚龙已经成为了彭贵明隔壁班的同学。凭借出众的速度和技术，以及一些裁判看不到的“阴着”，他成为了彭贵明在宝铁一中篮球队的队友。
生于巴渝，长于秦川。在宝鸡这个西北小城，从重庆转学而来的谢亚龙理所当然被看成“大城市娃儿”，他也一度成为引领宝铁一中时尚风潮的人物。“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穿的一双白网鞋，在当时这绝对是非常时髦的东西，当时我们只是在西安的商店里见过，从来没见过有人穿。”不过，这种特殊的地位并没有保持多久，因为寄人篱下，堂哥的家境也并不理想，曾经的时髦青年谢亚龙在半年之后，就泯然众人矣。
“大城市娃儿”，这层光环的褪色并不影响谢亚龙成为宝鸡中学生中的焦点人物。凭借在重庆上学时所打下的良好体育基础，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后，他成为了宝鸡当地的体育明星。
谢亚龙入选宝鸡市中学生田径队的经历颇有些传奇色彩。在他之前，宝鸡中学生100米纪录一直被宝铁一中一个姓刘的男孩牢牢霸占。谢亚龙不服气，于是两人的比赛就在宝鸡的大街上展开。结果16岁的谢亚龙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他把对手甩下了将近5米的距离。一个路过的体育老师注意到谢亚龙居然穿着一双胶皮凉鞋，第二天，他把这个“小重庆”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斯人已逝，关于谢亚龙从重庆转学到宝鸡的原因，已经没有人能够给出准确的答案。而1971-1973年间的谢亚龙似乎非常不情愿提起自己的家庭。只是有一次他告诉彭贵明，自己的家住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附近，父亲是河南人，母亲是重庆人。在解放军南下解放重庆前，他的父母曾经在宝鸡附近的蔡家坡工作过。转业到重庆之后，谢父在重庆当地的机要部门工作，母亲则曾经出任沙坪坝派出所的所长。
谢亚龙是以“孤儿”的名义从重庆转学到宝鸡投靠自己堂兄的。而实际上，这个堂兄与谢家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甚至有点曲里拐弯。“现在回忆起来，他的堂兄似乎并不姓谢，好像是姓李的”，彭贵明说。
这样的特殊关系加上当时特定的生活条件，注定了谢亚龙在宝鸡无法得到更多家庭的温暖。据彭贵明回忆，谢亚龙堂兄也是铁路职工，当时就住在宝鸡市上马营的铁路职工公房，与彭家算得上是半个邻居。谢家堂兄自己也有三四个孩子，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突然多了谢亚龙这样一个吃闲饭的，其间的尴尬不言自明。“他当时和堂嫂的关系有些紧张，经常在外面训练或者玩到很晚才回去。有时候我们在一起玩到吃饭的时候，他就直接去我家吃饭。”
彭贵明家当时经济条件不错，每顿饭至少都有白米饭吃。更为重要的是，彭贵明的父母都是四川人，对于这个小老乡，他们骨子里带着几许怜爱。特别是彭贵明的母亲，简直把“孤儿”谢亚龙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
谢亚龙也喜欢到彭贵明家吃饭，彭家的白米饭、酸菜、辣椒远比泡馍、臊子面对少年谢亚龙的吸引力要大得多。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谢亚龙被上调到陕西田径队之后，彭贵明才知道谢亚龙的父母健在，而且谢父还在当地拥有很高的职务。“据我分析，谢亚龙之所以被送到宝鸡生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父母嫌重庆当地的学习环境不好(颇有些孟母三迁的意思)，害怕影响到他的成长。宝鸡这个内陆的小城市，受十年动乱的冲击毕竟要小得多。另外，我感觉谢亚龙跟他父亲的关系可能不是非常亲密。他当时正处在一个青春叛逆期，性格上与部队出身的父亲几乎格格不入。在这种情况下，谢父一旦对自己儿子的行为有看不惯的地方，其教育方式绝对不可能是和风细雨式的。”
离开父亲的束缚和羁绊，1971-1973年间的谢亚龙生活得充实而颇具成就感。因为在体育方面的特长，他和彭贵明、管克在宝鸡的中学生中赢得了“田径三杰“的称号。在那个“动物凶猛”的岁月，他们躲在属于自己的象牙塔里默默经营着自己的事业。宝鸡市的三跑(100M、200M、400M)、三跳(跳高、跳远、三级跳)和三投(手榴弹、标枪、铅球)分别被这三个弱冠少年垄断，直到十数年之后才被打破。
少年时代的谢亚龙性格外向而略带侵略性，他并不满足自己在短跑项目上所获得的成就，常常会提出在跳高或者标枪上与彭贵明或者管克一决高下。一直到一次跳高时脚踝严重扭伤，这种内部决斗才算彻底结束。
篮球是除了田径之外三人发泄精力的主要内容。他们偶尔也踢足球，不过，时值今日，彭贵明依然看不上谢亚龙的足球水平。“虽然当时大家的足球水平都不高，但是在我看来，谢亚龙的足球水平还是有点过于业余。按理说他速度那么快，应该具有一定的杀伤力，但是上场之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谢亚龙脚法粗糙，而且对抗能力也比较差，所以后来我们踢球基本上不再愿意带他一起玩。”
一到篮球场上，谢亚龙就成为了绝对的明星，他的带球快速突破和防守时的“小动作”几乎到了专业的水平，这让他大多数时候在球场上显得光彩照人，不过也难免有弄巧成拙的时候。
1972年，在篮球队内部训练赛中，1米67的谢亚龙因为一些手上的小动作惹怒了1米80的队友，两人的战斗随即开始。凭借灵活的身体，在这一战中，谢亚龙居然没有吃亏。他在对手的胳膊上抓出了一道血口子，而对手举起砖头要拍谢亚龙时，却被他就地打滚灵巧地躲过。
就连彭贵明和谢亚龙之间也动过粗，那是在宝鸡体育场边的运动员宿舍里。瘦小的谢亚龙凭借在大通铺间的辗转腾挪居然把彭贵明这个1米78的大汉弄了个没有脾气。这口闷气让“黑娃”至今耿耿于怀：“房间里太挤，我实在逮不住他，要是在空地上，看我不把他摔个半死。”
这两场战斗的胜利也成为了谢亚龙炫耀的资本。他曾经给彭贵明看过一张自己在重庆时与一个好朋友的合影，并神神秘秘地告诉彭贵明，自己这位最好的朋友从小练武，小小年纪已经达到了单手劈砖的水平。颇有些“武力威慑”的味道。
虽然那个年代自由和开化程度远不是如今所能比，但是处在青春期的谢亚龙、彭贵明偶尔还是会感受到一些朦朦胧胧的情感纷扰。田径训练占据了大部分时间，他们很少回学校上课，但是这并不影响谢亚龙成为宝铁一中和渭滨中学女生崇拜的偶像。谢、彭二人私下里也会谈论一些漂亮、可爱的女生，不过，公开的行动则完全没有。“否则就会一夜之间变成大毒草”，如今彭贵明想起来仍会哑然失笑：“谢亚龙眼界高，也没有特别看得上眼的。”
如果按照“大毒草”的价值标准进行评判，谢亚龙算不上根红苗正。他的歌唱得不错，私下里，这个“毛主席的红卫兵”喜欢偷偷哼唱前南斯拉夫民歌《深深的海洋》，这是一首描写爱情的歌曲：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不平静就像我爱人/那一颗动摇的心/年青的海员，你真实地告诉我/可知道我的爱人/他如今在哪里/啊，别了欢乐/啊，别了青春/不忠实的少年抛弃我。不过那个年代属于绝对的“黄色歌曲”，100%的大毒草。
时光如水，围绕1973，谢亚龙与他的小伙伴在人生道路上开始分道扬镳。因为在那一年4月的陕西省中学生运动会上破了100米的省少年纪录，谢亚龙被陕西省田径队教练许兆书选进了省田径队，而彭贵明本来有读凤翔师范的机会，但是他最终放弃，选择下乡。三年之后，彭贵明回到宝鸡成为了一名铁路工人，而谢亚龙则认准了体育这条路，一路走下去。
态度决定一切，彭贵明认为人生道路的差异其实在两人的性格上早早已经注定。“他跟我们有些不一样”，现在回忆起来，彭贵明只有轻轻感叹：“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过，要么就不要搞，要搞了体育就要搞好。但是我当时听不进去，我搞体育主要是出于兴趣。后来成绩上不去了，也就不想再练下去了。”
谢亚龙对于文化学习的重视也被彭贵明认为是他能够在体育的道路上一路往上走的重要原因。“当时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市里训练，虽然学籍在宝铁一中，但是基本上没有在这上过课。大部分课在渭滨中学上，不过也是断断续续，只有1972年的时候曾经有过4个多月的系统学习。训练之余，我们喜欢到麦场摔跤，但是谢亚龙从来不参加，他似乎不屑玩这种东西，说我们是胡闹。”
静下来的时候，谢亚龙更愿意看看书。当时那个年代，除了课本之外，他几乎很少能够阅读到其他的文字。在各项大小赛事中谢亚龙获得了一大堆“雄文四卷”和“老三篇”(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作为奖品，但是这些东西很难激发起他的阅读欲望，被码成一摞放在宿舍的床下。1972年，谢亚龙所写的一篇鲁迅小说《故乡》读后感，被渭滨中学的老师当成范文在年级传阅。“当时老师骂学生都会拿着这篇文章——‘看看人家集训队的人都能写成这样，你们整天在干什么？’”另外据说，谢亚龙的毛笔字也有一定基础，当时宝鸡市各项挑战赛的海报都是他一手包办。
谢亚龙在陕西省队的时候，彭贵明还经常会去看他，1980年，谢亚龙考上了北体大，两人之间的联系开始逐渐减少。谢亚龙从北体大毕业到1999年西安城运会之间，除了偶尔有书信联系之外，彭贵明跟他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1989年前后，当时他在给伍绍祖当秘书。我们宝鸡要盖一个体育馆，体委主任李伯侠知道我跟他关系好，所以让我去北京找他看能不能想想办法。那时候他刚结婚，老婆好像怀孕了。我在北京呆了两天，那一次谢亚龙让我特别吃惊，他的身体似乎不太好，压力很大，完全没有当运动员时候黑黑壮壮的样子。我当时还纳闷，一个运动员一进北京怎么变成白面书生了？”
“还有一次是城运会后，他回宝鸡请老朋友到义和宾馆吃饭。那个时候他已经显得非常成熟稳重，举手投足之间都颇有些大领导的派头和风度。吃完饭，他还专门把我叫到一边，询问了我妈的身体情况。”
谢亚龙走后，彭贵明给他写了一封信，拜托他给一个朋友的儿子安排工作，谢亚龙回信表示，大学生早已经不包分配，所以自己也没有办法。
“几乎每次见面，我感觉他这个人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他比较早熟，对很多问题的看法超前。现在想来，谢亚龙似乎早在1972年前后决定搞体育时开始，就已经看清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接下来只不过是按照这条道路一步步走下去而已……”
一片杠铃砸出崭新天地
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打车到咸阳市区，从咸阳市区坐小巴到兴平市的西吴镇，再从西吴镇坐上半个小时的“蹦蹦车”，就会来到一个叫窦马村的地方。这个小村子被当地人看作是风水宝地。村后就是汉武帝的茂陵，村前则埋葬着他的两员大将：卫青和霍去病。
窦马村13组，一个名叫许兆书的老人在一夜之间取代汉武大帝成为了村子里名气最大的人物。当地人不懂什么职业联赛，什么中国足协，他们说，老许头的学生当上了“主席”。作为陕西省田径队的教练，许兆书在1996年退休之前已经为陕西的田径事业工作了30年。1973年八九月间，正是他从宝鸡中学生队中发现了谢亚龙，并将其上调到了陕西省田径队。此后，作为老师和同事，许兆书与如今的中国足球掌门人共事8年之久。在谢亚龙入主中国足协之后，69岁的许兆书在不经意之间也变成了中国足球历史片断的一个见证人。
1973年4月，陕西省中学生运动会在宝鸡举行，18岁的谢亚龙以11秒7的成绩获得了100米冠军。许兆书正在当地为田径队选材，谢亚龙的良好速率和惊人爆发力引起了他的注意。尽管11秒7并不算什么特别突出的成绩，但是许兆书认为谢亚龙的年龄小，综合身体素质出色，应该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由于许兆书的坚持，1973年8、9月间，谢亚龙被从宝鸡市调到了陕西省田径队。在谢亚龙入队之前，许兆书代表组织对谢亚龙的档案进行了非常严格的政审，他否认了谢亚龙因为父亲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才从重庆转学到宝鸡的传言。“他的家庭情况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父母都是南下的部队干部，如果谢亚龙的父亲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得话，他当时肯定进不了陕西省队。”许兆书认为谢亚龙之所以从重庆转学来宝鸡，有一部分因素是谢家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通过这种形式磨炼个性，更快地成熟。“后来他把儿子从北京转到安康来读书，可能就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许兆书至今还记得谢亚龙到队报到时的情景：“当时在他身上已经看不到什么大城市孩子的痕迹，除了讲普通话之外，谢亚龙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陕西娃儿，穿着一件铁路工人的那种工作服，除了一些简单的日常用品之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行李。送他来的好像还有他的堂哥，当时大概已经有30多岁的年纪。两人之间似乎也没有什么话，堂哥把他送来，就匆匆地回宝鸡去了。”而此后的几年中，谢亚龙绝大多数时间都呆在西安，几乎很少回宝鸡。他的堂兄似乎也很少到西安来探望。
就这样，谢亚龙在许兆书的田径队短跑组开始了4年多的运动员生涯。做运动员的四年，谢亚龙几乎是在默默无闻的状态下度过的。在更高一个平台的竞争中，他的成绩并不算突出，100米的最好成绩也仅仅在11秒。而且这个成绩还是在一次队内的训练中测出来的。“不过当时体育场还是用的煤渣跑道，如果是换成现在的塑胶跑道，或许谢亚龙的100米能够突破11秒。另外一个主项200米达到22秒8左右的成绩后，似乎提升空间也非常小了。”
尽管如此，许兆书对谢亚龙多少还是有些偏爱。“一方面他训练肯吃苦，有股子狠劲，我带他4年，印象中，从来没有因为训练偷懒、不刻苦之类的问题批评过他，连训练迟到的情况都几乎没有出现过。另外一方面，我发现这个娃儿爱学习，比较喜欢思考，比其他运动员更会用巧劲。”
因为历史的原因，作为运动员的谢亚龙几乎没有参加过什么大型的全国比赛，唯一一次表现机会就是当时的体委主任庄则栋在1975年搞的“向全国工农兵汇报演出”。谢亚龙当时在100米项目上跑出了11秒2，但是因为这次汇演只记成绩不记名次，所以连谢亚龙也不清楚自己在国内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训练之余的谢亚龙把看书的爱好发挥到了极限。按照当时的标准，谢亚龙每个月的工资是29元，两年之后涨到了34元。除了要交9元钱的伙食津贴之外，他把其中的大部分都用在了购买书籍和一些运动训练资料上。1980年，谢亚龙考上北京体院，离开陕西省队的时候，带走了好几个大纸箱，里面全是自己购买的书籍和技术资料。
为了看懂一些国外的训练资料，谢亚龙开始学习英语。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后，颇具超前眼光的谢亚龙又开始学习日语。当时陕西省田径队训练的省体育场紧挨着涉外的西安宾馆，为了提高外语水平，谢亚龙经常会大着胆子，到西安宾馆与一些外宾进行交流。这种孜孜不倦的外语学习为谢亚龙此后的仕途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1989年的亚运科技大会上谢亚龙用英语进行了45分钟的发言，并因而登上了《中国青年报》的头版头条，被誉为中国体育科技界“升起的一颗新星”。
让许兆书感到谢亚龙有些与众不同的还有他良好的文化基础。谢亚龙在1973年底所写的一份“年终总结”被许兆书保留到1999年搬家的时候才丢弃。正是这份500字的总结让许兆书看到谢亚龙具有当教练的天赋。“我发现他对自身训练的一些优缺点看得很准，也提出了几个行之有效的改进办法。文章言简意赅，眼光也比较独到，跟那些文化水平比较低的运动员确实不太一样。这也是我后来推荐他当教练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不是投身体育界，文化功底不错的谢亚龙或许有可能会成为一名编剧或者导演，在陕西省队的日子里他表现出了这种潜质。1976年，为了庆祝粉碎“四人帮”，训练局要求每个队出一个节目进行文艺汇演，谢亚龙自编自导自演了一个小话剧，在陕西省体工大队引起轰动。在这个20多分钟的小品剧中，谢亚龙饰演了张春桥。
1973年间的陕西省田径队短跑组，绝对具有相当的传奇色彩，除了谢亚龙之外，许兆书的手下还走出了陕西省体育局局长李明华、原体委副主任魏瑞琴等一大批厅局级高官。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短跑组后来博得了“黄埔军校”的美誉。
许兆书治军极严，一向人际关系良好的谢亚龙也吃过他的苦头。因为与队友李秦燕闹矛盾，谢亚龙被要求在队会上做检讨，一次不行，两次，直到许兆书认为认错态度诚恳才算罢休。
1977年初冬训，因为在举杠铃深蹲起时杠铃不慎滑落，谢亚龙的腿部被严重砸伤，休养了半年多时间，在这期间，许兆书开始考虑让其转行担任女队教练员。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一方面谢亚龙当时年仅22岁，对于一个短跑运动员而言，运动生涯还处于黄金时期。让他退下来确实有些可惜。另外一方面，谢亚龙此前从来没有做教练的经验，年纪又轻，如果用人不慎，女队的训练工作很可能会全线崩盘。但是许兆书有自己的考虑，通过观察他认为1米68的谢亚龙成绩提升的空间已经相当小，而且头脑敏锐，善于钻研的他具备了成为优秀教练员的潜质。
1977年下半年，谢亚龙伤势逐渐恢复之后，正式出任田径队女子短跑项目的教练。而此前，男子、女子教练一直是由许兆书一人担当。考虑到谢亚龙年纪轻，缺少经验，为了保险起见，短跑组的全面工作还是由许兆书主持。半年之后，谢亚龙开始独当一面。
武金花就是当年谢亚龙的学生之一。如今她在西安市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担任行政工作。据她回忆，在谢亚龙带队初期，女队共有章慧芬、武金花、朱改荣、刘燕和王惠霞五名队员，武金花年纪比较小，最初还在陕西省体校读书，因为参加全国少年比赛成绩突出，被谢亚龙破格选拔到陕西省队。
作为一名老队员，章慧芬在队中成绩相对突出，但是因为提升速度慢，当时已经萌生了退役的念头。而且其本人性格倔强，耍起小性子来，连许兆书也要让她三分。谢亚龙原本与章慧芬就是队友，两人的年龄也差不多，让这样一个大小伙子突然接管女队的工作，其间的难度可以想象。
谢亚龙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走马上任。在许兆书的意料之中，章慧芬一开始对谢亚龙并不买账，训练工作也陷入僵局。武金花回忆说，一开始，他们两个人确实发生过很多次摩擦，章慧芬觉得谢亚龙和自己是队友，所以潜意识里没有把他当回事。谢亚龙工作上也比较认真，很少会讲情面。一次谢亚龙被女队员气得不行，甚至满脸通红地在训练场边大喊：“老子不干了。”
谢亚龙终于还是坚持了下来。经过一番深入的思想工作之后，他找到了章慧芬心情不好的根源。一次谈话中，谢亚龙告诉章慧芬，只要按照要求去练，自己可以保证她的水平在一年内跨上一个新台阶。
而在女队的日常训练中，谢亚龙也给足了章慧芬面子。据武金花回忆，当时5名队员中，只有章慧芬敢直呼谢亚龙其名，“我们四个都是叫谢老师”。
不过在治军上，谢亚龙是一点面子也不讲。如果有谁完不成任务，或者任务完成得不好，他就会以“拖堂”的形式进行惩罚，直到任务完成为止。章慧芬就曾因为带着情绪训练被拖了整整两个小时，气得大骂：“谢亚龙，我不跟你练了！”
许兆书没有看走眼，当运动员谢亚龙没有当出什么名堂，当教练员他的确是一把好手。1976年章慧芬的400米成绩还刚刚突破1分钟，1978年全国锦标赛时已经提升到了58秒多，挤进了这次比赛的前8名，对于田径基础平平的陕西田径而言，这已经算是一个不小的突破。在这次比赛之后，章慧芬被选进了国家队，开始改练400米栏，1979年的全运会，章慧芬夺得这个项目的冠军。“可以说，是谢亚龙救了章慧芬这名队员”。许兆书告诉记者：“当教练，他确实比我强。”
用现代的语言形容1977年的小谢指导，就是“富有开拓精神”。“从当运动员开始，他就喜欢搜集和研究一些国外的科学训练资料，当教练之后，他敢于大胆地把这些东西放在运动员身上进行实践。这在当时确实需要一些魄力。”
针对章慧芬的400米，谢亚龙采取了大运动量训练的新手段，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那时候他带着章慧芬，围着大雁塔，一天两次6000米的训练量。这在我们这些老教练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顶多是安排一天一趟，就已经算是大运动量了。很多人在背后嘀咕，这行吗？不是瞎弄吗？我们短跑要的是爆发力，哪能这样练？”
许兆书回忆说：“谢亚龙顶住了压力，事实证明，他的办法确实是比较先进的。后来马家军成功之后，我发现谢亚龙当时的大运动量训练跟马俊仁很有些相似之处。”
当然谢亚龙也不是一味的死板教条。同队中武金花的训练量就小得多。“我身体底子不好，所以大运动量就上得少得多。”不过，在谢亚龙带队期间，武金花的成绩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1979年全运会，她进入了200米项目的决赛。
1980年，谢亚龙考上了北京体院(现北京体育大学)，彻底离开了陕西体育界，不过他跟许兆书之间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过。许兆书至今把谢亚龙称呼为“这个娃”，怜爱之情溢于言表。谢亚龙也没有忘记自己这位老师，几乎每次来西安他都会登门拜访，他送给许兆书的两瓶酒，许兆书至今还留着。在国家体委科研所工作期间，一看到国外有什么最新的训练资料，他就会专门复印一份，寄给当时还没有退休的许兆书。2002年谢亚龙到安康上任，一下飞机，他就专门给自己在陕西田管中心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让他转告许兆书自己到安康当地委书记了。 | 
谢亚龙传记：凉鞋跑出少年人生 杠铃砸出崭新天地
